“敦煌的女儿”樊锦诗:一生择一事,一事终一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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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10月25日电(记者 上官云)在81岁的年纪,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的?对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、“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”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樊锦诗而言,是依然忙碌的生活:虽已退休,却仍在为敦煌四处奔走。

  她大学毕业后,服从国家分配,来到大西北,从此与敦煌莫高窟结缘,守护着这座古典文化艺术宝库,大半个世纪再未离开。

  一生择一事,一事终一生,这就是樊锦诗的真实写照。

2004年8月,樊锦诗在莫高窟第272窟考察现场。敦煌研究院供图

  实习的小姑娘:敦煌我看够了,也不想再来

  敦煌定若远,一信动经年。

  1962年,正在北京大学就读的樊锦诗,按学校的安排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。那时,她24岁,还没想到此后半个多世纪的人生,都会跟它结缘。

  第一次来敦煌,樊锦诗被壁画和石窟的美震惊了,在那个仿佛童话一般的艺术世界里,所有的语言似乎变得平淡无奇,她感叹到只剩下几个词反复使用,“太好了!太美了!”

  相较洞窟内的美,洞窟外的生活却判若两样。漫漫黄沙中,住的是破房子、土炕,水是苦的,没有电灯,想买瓜子,可连瓜子皮都见不着。樊锦诗很难想到,会有条件如此艰苦的地方。

  想进洞窟,往往还要爬一种“蜈蚣梯”:在一根木头上打上眼,插上很多短木棍。走在上面,颤颤巍巍叫人十分害怕。

  可是,尽管条件艰苦,那里却拥有一大批优秀的学者、艺术家。常书鸿是留法的著名画家,段文杰也是知名学者……年轻的樊锦诗并不能理解,他们为什么甘愿留下,“洞里是好,这个地方怎么待?”

资料图:莫高窟。王斌银 摄

  由于水土不服,实习期没满她就生病了,不得不提前返校。走的时候,樊锦诗心里觉得,“敦煌我看够了,因为我过去想来看,终于看着了,我也不想再来。”

  报效祖国,到最艰苦的地方去

  然而,一年后,樊锦诗拿着毕业分配书,又来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。之前,父亲曾十分担忧她瘦弱的身体,写了一封信叫她转交给校领导,换个工作地方。

  樊锦诗拒绝了父亲的好意,不肯这样做。在那个时候,报效祖国、服从分配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等,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。

  而且,当她再一次看到那些石窟时,也被深深地打动了,“原来那么破的一个地方,经过常先生、段先生,他们也没有钱,就这样白手起家初步做了整理,已经不是一个破烂的地方了。”

  樊锦诗留了下来,“去了之后觉得这是艺术,我怎么一点也不懂?不懂怎么去管敦煌呢,所以要跟段文杰他们学习,慢慢懂了一点皮毛。”

  因为是南方人,个子又小,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里的老先生们就叫她小樊,“他们非常爱护我,给我非常温暖的感觉。”

  “受老先生的影响,我也看一些书,也进洞看,越看越觉得敦煌太重要了。”她终于理解了那些老先生,“敦煌跟他们自己的身心连在一起了,所以稳稳当当在这儿待着一直不动。”

2011年8月,樊锦诗检查加固后的莫高窟北区洞窟。敦煌研究院供图

  从此,樊锦诗一头扎进了繁忙的工作中,决心用自己所学的专业,好好为敦煌做点事情。

  想尽办法为珍宝“续命”

  1998年,当年的“小樊”变成了樊院长——樊锦诗受命担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。

  只要对文物有深深的爱,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。在樊锦诗眼中,敦煌确实了不起,“一千年的古代艺术家的创造,他们默默无闻,给我们留下这么内容丰富的一份遗产,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。”

  石窟、壁画,总会慢慢衰老。她想尽办法给那些珍宝“续命”。1999年开始,来敦煌的游客们多了,樊锦诗既高兴又担忧,因为“洞子看坏了绝对不行,不让游客看也不行。”

  “人一进去,我们用仪器测的,整个的二氧化碳、湿度、温度全变了。”樊锦诗用手比划着洞窟的大小,“就算是中等洞,还有这么小的洞。博物馆是把文物从库房请出来展示,实际上我们开放的是文物库房,大家明白不明白?我当然着急啊。”

  她四处奔走,提出要“限流”。樊锦诗和同事们在参观洞窟的路线、洞窟开放的条件等方面,制定了详细标准,改变了以往单一参观洞窟的模式,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我们作为一个成功案例,向全世界推广。”

  樊锦诗更提出了“数字敦煌”的构想,包括要为莫高窟建立数字档案,将洞窟、壁画、彩塑,以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等等。

资料图:樊锦诗用紫外线灯在454窟调查壁画题记。敦煌研究院供图

  经过十多年努力,2016年5月1日,“数字敦煌”资源库上线,观众可以在线欣赏30个经典洞窑的高清图像,全景漫游这座古典艺术宝库。

  由此,它们在另一种意义上得到了“永生”。那一年,樊锦诗78岁。

  “给敦煌做点事,是一个文物工作者应尽的职责”

  在敦煌五十多年,樊锦诗走遍了大大小小735个洞窟,看遍了每一寸壁画、彩塑。她主持的《敦煌石窟考古全集》亦得到饶宗颐由衷赞叹“既真且确,精致绝伦,敦煌学又进一境”。

  2015年3月,樊锦诗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。她选择留在敦煌,依旧忙着那些与文物保护有关的事情。

  如今,虽然各种荣誉加身,但在许多讲座中,樊锦诗面对着不同身份的人,经常提及的都是敦煌研究院那些老前辈,以及心爱的莫高窟,却很少长篇大论谈自己。

资料图:樊锦诗。译林出版社供图

  即便在她的新书《我心归处是敦煌:樊锦诗自述》的发布会上,依然如此。那一天,当身材瘦弱的樊锦诗步入会场时,人群中瞬间爆发出雷鸣般地掌声,来迎接这位“敦煌的女儿”。

  身处西北许久,樊锦诗的一口吴侬软语早带上了些许爽利硬朗,“我给敦煌做点事情,也是一个文物工作者、敦煌遗产守护人应尽的职责。”“没有什么多说的。”

  她感谢国家、领导乃至同事等人对自己的支持,“实际上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,没有大家支持好多事情都是做不了的。”

  她就是这样一个倔强可爱的老太太,一位简单到近乎纯粹的学者。樊锦诗觉得,钱够用就好,她第一次买房已年过60,还管兄弟姐妹借了钱。名利对她来说不过是过眼云烟,“要计较得失,我早就离开敦煌了。”

  是啊,大漠戈壁中,一待就是半个多世纪,不为名不为利,为什么?

  在她写给北大新生的一封信中,也许可以找到答案,“我几乎天天围着敦煌石窟转,不觉寂寞,不觉遗憾,因为值得。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,无怨无悔。”(完)

【编辑:房家梁】